小共同体瓦解
在周公的时代是没有儒家的，在周公的时代周制那一套东西小共同体本位那套东西其是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规则。那么任何习以为常的规则都没有要大声疾呼的维护，这没有要为他辩护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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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种东西，
需要大声疾呼的维护，需要极力为它辩护，需要把它理论上舍死忘生地捍卫，
那么这种东西，要么就是还没有存在，要么就是已经陷入危机之中。
在大家都把小共同体本位的那一套东西是为当然的时代，是不需要儒家的，也没有儒家的。这就像我们现在不需要有人去论证什么人是要吃饭的，不吃饭会挨饿的，屎是臭的不是香的。像这种话如果现在有人写这种文章那不是废话么，谁不知道这个事呢。
但是一旦到了这一套东西普遍已经不行的时候，就需要有一种人来捍卫他，那么这个时候儒家就应运而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孔子是儒家的宗师是有道理的。
因为虽然他的基本的价值理念都是来自三代，但是积极的去捍卫这样一种理念，把他从灾难中给恢复起来，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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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政治追求中，一直以复周制为己任，
并把“克己复礼”作为达到仁境，秉特周礼的修养方法。
但是事实上确实是小共同体的规则在孔子的年代正在瓦解。
瓦解的各种学说
经济角度解释
20世纪以来的新史学，从社会经济层面解释的比较多。很多人都讲，由于经济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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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器、牛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周制逐惭走向衰亡。
铁器牛耕使得个体家庭的生产得以成为可能，在这之前中华文明的生产其实是以族群为成体，就是所谓的十千维耦，千耦其耘。包括耦耕制度，都是按照这一套来设计的，所谓井田制也是这个意思。
后来有人说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这点是不合理的，因为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所谓国家经营土地是从何而来的，那个时候国家都是似有似无的，那个时候周天子只能管诸侯，他没有任何管理通道去管理全国的土地，如果真要讲国有制是秦始皇以后，才真正又所谓的国有。
但是那个时代也没有私有，因为三代的农业基本上靠木石器的。我们现在讲文明史有一个青铜时代，实际上这个青铜时代主要指的是青铜礼器。青铜和铁不一样，他本来在自然界含量很少。冶炼成本也很高，所以青铜一般来讲都不能做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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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青铜肘代，从没有体现在工具上，都是体现在礼器上。
在那个时代的农业实际上还是用木器和石器，也就是所谓的耒耜。
像这样的工具，在当时采用的是 刀耕火种 的方式种植的。他是要靠协作的，尤其是当时面对的是茫茫的森林，林业及农业更完全是要靠集体行为的，否则一家一户根本没有办法砍刀一片森林，放火烧山，是需要有多人协同去控制火势。一直到现在境内也有很多丛林地区，像云南贵州交接还有地方是刀耕火种。刀耕火种就是整个寨子一起去搞的，肯定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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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时代，小共同体本位就是族群本位。
井田制不是国有制也不是私有制，其实就是族群的土地使用方式。或者说以族群为本的一种经济。那么这种东西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当然就又来了一些变化。
首先是铁器的发现。当然铁器现在大家都说最早殷商时代就开始有了。但是那个时候的铁是陨铁，天上掉下来的流行，那是不能大量使用的。到了后来春秋战国之际铁器就开始广泛使用了。
牛耕在中国出现的历史更加模糊一点。实际上考古实物发现于牛耕有关的实物都是在秦汉时代。但是有人说春秋战国也有了，他们的根据主要是一些名和字的关系，比如说孔子有个学生叫冉耕，字伯牛。很多人就说古代取名和取字是有连带的，耕和牛好像就有某种关系。还有当时有个人叫司马耕，字子牛也被这样的解释。耕和牛可能是由某种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不是牛拉犁也不是太清楚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耕作，开始耕作要搞祭祀的。祭祀就是要宰牛的，以牛为牺牲那是很重要的一种祭祀礼节，尤其是耕作季节开始的那种祭祀，有什么先农坛，这种祭祀要杀牛的。这种所谓牛和耕的关系到底是祭祀的关系还是牛拉犁的关系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但是到了秦汉以后，显然犁耕就逐渐在普及，无论是铁器还是牛耕，当然还有交换。因为一家一户是不可能自给自足的，如果你是一个家族那很可能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搞。但是如果你是五口之家，那你就要靠交换才能维持下去。
那么由于铁器牛耕和商品经济的存在。就促使了个体性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摆脱小共同体。那么原来那套小共同体本位的那套东西就逐渐产生了危机。
这一套经济起源的解说，在20世纪新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中其实是很被强调的。
经济解释的问题
从今天的角度看，如果说经济决定论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但是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经济和社会制度和人们观念的互动。应该是不管中国还是西方都是一个普遍的，至于何者是决定的，我觉得不用那么去考虑。
就铁器牛耕和商品经济而言，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个体小家庭的生产根本就不可能，那么这个小共同体本位你就很难摆脱。但是有了这三样东西，是不是就一定要摆脱，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人类学上大量的实例就是，一方面有个体小家庭的经济，另一方面小共同体的认同，乃至小共同体的集体行为，乃至由于小共同体本位导致的一些规则也仍然在起作用。比如说西欧的中世纪。西欧的中世纪也是小农经济，但是他当时小共同体本位，那个什么克兰 马克 家族公社 土地公社 教区 采邑这些东西，这些熟人社会的单元其实发挥的功能还是很大的。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很多地方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功能比较发达的一些宗族。就说有族田，族庙，族产。定期修家谱。可以提供不少公共物品。 这个东西也不会因为小农经济就瓦解掉。
军国主义文化盛行与集权改革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这么一个时期，就说所谓的礼崩乐坏，这些东西都被破坏的非常之厉害。中国人绝不是在晚清东南沿海看到的那些家族，那绝不是从先秦就一直传下来的，那都是很晚近的东西。中国人们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人们是非常六亲不认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呢，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环境，促成军国主义的集权改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从西周末年进入东周社会的几百年历史就是所谓的春秋战国，那是战争很频繁的时候。
争城而战 ，杀人盈城， 争野而战，杀人盈野 孟子 · 离娄下
春秋无义战。 彼善于此，则有之矣。 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 孟子 · 尽心下
当时整个中国在战争中出现了一个权力集中的过程。从夏商两代，诸侯有上万的成千的，到西周的八百诸侯，到春秋战国之际十几个诸侯国和所谓的战国七雄。到最后兼并成只有秦始皇一家，只有秦一统天下，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争。这个战争环境就要求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资源来打仗，就是所谓的 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在近代出现的很频繁，而且是作为一个褒义词出现的。
什么是军国主义，那就是为了打仗，要打破小共同体的界限，要在国家层次动员人力物力，国家要有很强的干预能力，人们必须服从国家，而不是服从你所在的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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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的战争环境促进了古代社会的 “军国主义” 集权改革。
这种好战的环境就产生了集权的改革。我们知道当时也的确是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个大趋势。因为虽然最后是由秦统一的，但是这种趋势并不是从秦开始的。关东六国早于秦就开始了这种改革。李悝，吴起，再早有管仲，都在不同层面做过这一类的事。而且当时列国似乎在这个方面展开了竞赛。就是谁在这方面走的更远，谁就能够取得胜利。关东六国比秦开始的早，但是没有秦走的那么远，没有秦走的那么极端。所以最后秦就成了虎狼之师。关中各国就斗不过他。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很多观念规则都变了。而且遵守原来的规则好像就变得不太符合时宜。最带有文学性的一个案例就是所谓的宋襄公了。
公元前 638 年，宋楚两军相遇于宋国边境的泓水，宋军驻屯于北岸，楚军自南岸开始渡河。 宋襄公不顾谋臣子鱼的建议，坚特不半渡而击，待到楚军全部渡河后，宋襄公又坚特非要等到楚军完成列阵之后方开始攻击，结果惨败，身受重伤。 史称泓水之战。
宋襄公坚持遵守三代的作战规则，保持自己的君子风度。但是这一套东西到底有没有对环境起到道德榜样的作用呢，其实不要说中国，即使在西方的中世纪，战争的规则也比后来要有贵族风度。中国古代大概也是这样。
为什么会有贵族风度，因为当时小共同体本位的时代，诸侯之间的战争其实都是在亲戚之间打仗的，都是周天子的子女，就算是异姓诸侯也是和姬姓关系很密切的，那么这些人打仗，还就是讲一些那种亲人社会熟人社会中的一些所谓的规范。但是到了后来就越来越不择手段了。用我们的话讲就是管你是谁。反正打赢才是第一位的，所以这些都被打破了。那么整个这个改革就向着一个方向发展。就是把原来的小共同体本位给打碎。导致所谓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礼崩乐坏，国灭世绝，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每一个城市的小共同体都受到了挑战。
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倾向，一个是小共同体内部的，一个来自外部社会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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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小共同体受到的影响：
一、小共同体内部的离心倾向在增加（个人主义倾向）
二、小共同体外部的国家压力也在增加（外部倾向）
当时外部倾向和内部倾向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好像似乎出现了一种个人主义的潮流。就是这些人都摆脱小共同体，都摆脱爹，摆脱妈，显得六亲不认。但是这种六亲不认并不是真正的要使你个体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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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推动小共同体内部这些人的离心倾向，使这些人从小共同体中游离出来，不是成为真正自主的个人，而是成为国家的工具。
换句话来说，你可以不听爹妈的话，不听爹妈的话并不是要你真正的个性解放，而是要你必须听皇上的话。你从爹妈的人要变成皇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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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种明确的政治推动，是使得周秦之变得以发生的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没有这个原因，仅仅是靠铁器牛耕和商品经济是不至于走的这么远的。
在这个过程中，周制就开始遇到危机。反应在各个层面。当时的各级贵族都变得礼崩乐坏。按照孔子的说法，当时周天子已经没有什么势力了，诸侯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卿大夫不把诸侯放在眼里。总而言之，西周时代原来贵族社会中的那些道德规范都被贵族自己破坏了，于是，礼失求诸野，反而是孔孟那样，孔孟其实都是平民，孔子祖先是贵族，但是到孔子也是士了，而孟子从孟母三迁的故事中就可以看得出他也不是什么很高贵的人。但是这些平民就是要操贵族的心，要维护那个周礼。因为贵族的那一套东西不仅仅是有理由贵族的，这个温情脉脉的东西，实际上这一套东西的破坏，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会有人有一些很强烈的不适应。用马克思来讲：
近代化就是把中世纪温情脉脉的家庭而纱撕下来，泡在了利己主义的冰水里。 卡尔 · 马克思
撕下这种温情脉脉的东西会导致一些社会反弹。因此孔孟那个时代，他们都是源自周秦之变。儒家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周秦之变，但是他们抵制周秦之变，孔孟都是一些力图挽救贵族传统的一些平民先知。
孔子讲，他要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其实就是要恢复当时的封邦建国的秩序。孟子也讲过一句话叫做，国虽百里可王也，国家为什么要那么大。国家关键是要有道德。只要有道德，国家一百里就可以了。他们要以王道来反对霸道。这里我要讲王道和王权不是一回事。所谓王道就是一套温情脉脉的东西。也不光是中国，很多民族最早时代的政治秩序其实都是表现为血缘团体中的长幼秩序。什么公侯伯子男。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讲的家庭中的关系。包括现在我们知道什么公公、伯伯、伯仲、叔季、叔叔、伯伯，这些本来是形容亲戚关系的话，后来都变成政治上的一种概念。也包括王 忘本了其实最早的含义就是祖先。所以最早的祖先往往就叫做太王。有叫做太公，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指的祖先。而且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在古代往往叫做王父。王父不是指当了国王的父，而是指最早的那个父。所谓的王道其实也是指的贵族时代的道。
但是到了霸道就不一样了，霸道就是强权政治。原来是谁辈分高谁说了算，现在是谁拳头硬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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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道走向霸道，就是从长者政治变成了强者政治。
军国主义说的疑问
由于考古与流传资料实在太少，具体为何战国时期掀起了军国主义战争的风潮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就今天的社会学研究，特别是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可以看到，当时法国在旧时期没人对贵族社会有什么反感，但是自从官僚和自耕农出现，王权和自耕农分走了原本属于贵族的工作，例如主持公道，还有经济上自耕农脱离了与贵族的以来。环境不断压缩贵族的生存空间。然而贵族依然保留了身份上的不平等地位，依然拥有初夜权等特权，造成当时社会对贵族极为反感。可以用前文总结西周制度时，权责对应的特点来看，权责对应不仅仅是社会的特点，更是这种社会维持下去必须要做的，贵族就应该付出的更多。这边引起了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同时讲了一种理论。贵族是曾经社会的 中间结构 。中间结构是维持社会稳定最重要的部分。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欧洲，虽然欧洲已经开始了向民族国家发展，但是这个进程可能直到一战后才走完。法国作为异类，甚至比英国更异类的国家，在欧洲社会引起了全社会中间结构的反感。这种情况在西周不知是否出现。
同时，分封制还带来了另一样特征，就是 联姻 。从李开元《秦谜》著作中得知，一直到秦始皇时期，秦国才在秦始皇的领导下具备的灭国战的能力，这正是因为秦始皇从登基开始便致力于处理掉秦国内部的 外戚势力 。同时也有秦楚百年联姻的考古发掘发现，西周时代并不缺乏贵族之间血缘交流。在贵族广泛联姻的社会，国与国之间贵族的联系是血缘联系，这种纽带强度甚至可以超过国内的国籍联系。这种力量在孔子的年代是否存在，是否起到重要力量也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