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制度特点
1.小道理重于大道理（小共同体本位）
1.1.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在先秦时代，我们也听到很多主人对附庸有知遇之恩，附庸对主人舍死相报的故事，最有名的就是一大堆的刺客。聂政、豫让、要离、专诸，以及最后一位荆轲。这些人有个特点，他们为报答自己直接主人的恩情，可以与主人的主人作对。对应欧洲的一句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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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这么来看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中基本都有这种现象。而且这是当时社会道德的基础。因为当时陌生人之间的道德也是由熟人的道德外推出来的。要捍卫这种观念，首先就是捍卫最简单的关系，最底层和谐关系高于外部的关系。因此，在这种社会是一种通用的社会规则。
有一则故事讲，当时齐国的诸侯齐庄公，得罪了权臣叫崔杼，崔杼很恨齐庄公，就派了他的家臣去刺杀齐庄公。他的家臣跑到寝宫里，把他逼到墙角，齐庄公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这是犯上作乱。那几个刺客就讲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话，你的家臣是崔杼，崔杼杀你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但是我们的主人是崔杼，我们不听崔杼那我们才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你的家臣是崔杼，可惜崔杼生病请假了，那我们只听崔杼的。
而这些附庸是否效忠，与主人对他们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像春秋时代的豫让，豫让谋刺赵襄子，他是智伯的家臣。智伯被赵襄子害死了。他就为主人报仇，谋刺赵襄子，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智伯和赵襄子是同事，平时都很熟，很了解多方，他们的家人之间也都有互相了解。为了不被认出，至用漆涂满全身使自己面目全非，因为讲话大家都熟悉，他吞炭使自己的声音改变，结果他还是失败了，被抓起来了。赵襄子问，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杀我，他说你害死我的主人，我要为主人报仇，赵襄子问，我听说你以前也不只智伯一个主人，你以前曾经跟过范氏，中行氏。而他俩就是被智伯杀害的。那么你为什么不为他俩杀掉智伯报仇。豫让回答：
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 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战国策 · 赵策
这种关系，第一是权力和责任是比较对应的。第二他是小共同体本位的，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他只对主人负责，不对主人的主人负责。主人对他的主人负责，我不对他的主人负责。
1.2.孝大于忠
像这种关系外推到极端，那就是君和父的关系，不管是平民还是天子，人最直接的主人就是你的父亲，你和你父亲的关系就重于你父亲的父亲，也重与别人的关系，这在周制中产生了孝高于忠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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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制的特点是孝高于忠，
是儒家维护的重要原则之一。
这是西周和儒家要维护的重要原则之一，郭店楚简中 据说是 孔子的弟子子思：
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战国郭店楚墓的竹简《六德》
也就是我可以为父亲得罪皇上，但不能为皇上得罪父亲。
在这个考古发现之前，研究那个时代也有一个流行说法叫：
亲亲高于尊尊
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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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制的特点是
亲亲高于尊尊
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
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这句话刚出土的时候，有一些争论，有些人说这就是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有些人则认为，这个话只是针对一个具体的事，就是关于尚服礼制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遍的描述。不过即便这种人说这个是指一个事，但是他们也承认那个年代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是当时普遍的逻辑。有的人把这句话的意义估计的很重。认为这是第一次发现那么明确的评价。有一些人认为不能估计的那么重，因为发现之前大家都这么认为的。
1.2.1.后续对儒家的批判
1.2.1.1.法家对儒家的批判
到战国时期社会就越来越激烈的批判儒家，典型就在法家：
鲁人从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越：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
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韩非子 · 五蠹
说鲁国有个人打仗，逃兵逃了三次，因为他有个爸，要养老。韩非就对此批判，给与很低的评价。在韩非看来。就是应该听皇上的。而且听皇上杀爹杀妈都可以。
在春秋时代，主流观点还是儒家，因为有一个伍子胥的故事。
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楚平王的大臣，但是楚平王是个暴君，把他的父兄都杀害了，他一怒之下据说头发都白了，要报仇去投靠了楚国的敌国吴国，成了吴国军队的统帅，攻入楚国，楚王那时候死了10年了，他就把墓刨开尸体拖出来掘墓鞭尸。这时候他的一个发小申包胥跑来劝他说，你要报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现在已经泄了恨了，楚国并没有惹你，那是楚王害你家人。你现在泄了恨可以走了，让楚国复国，结果伍子胥也不听，申包胥就跑到秦国去请救兵，当时秦王不太愿意，他就在那里哭了三天，叫秦庭三哭。最终说动了秦国出兵把吴国赶跑了。
像这种故事，在当时也是公认的伍子胥是贤人，在吴国也是贤臣。他这种人的做事标准就是为父报仇可以灭掉祖国。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对的，包括他的发小也觉得这是没问题的。可见当时这种观念是可以被广泛认可的。但是到战国就不一样了。
只有在这种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下才能理解孔子的很多主张。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则里约征伐。自诸侯出。。。
陪臣执国命
论语 · 季氏
那时候孔子是主张尊王的。后来就有人说，孔子是维护专制制度的。
1.2.1.2.日本对儒家的批判
在明治维新时代，当时要引进西学，排斥入学，所以当时很多日本人也批判儒家。当时吉田松阴对孔子的尊王做了一个解释。他说孔子尊王是假的，孔子并不尊王，孔子是一个鲁国人，但是他周游各国。甚至都不忠于鲁国，在周游列国谁用他都可以，而且周游列国到过魏，郑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离周天子所在的地方都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他也没有去朝见周天子。
我觉得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孔子主要说的是诸侯不尊重天子，卿大夫不尊重诸侯。他不是诸侯没有义务去服务天子。按照分封孔子应该属于士，士应该尊重卿大夫。他的尊王是周制的尊王，不是秦制的尊王。
孟子后来从这个逻辑中归纳一个顺序：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 · 尽心下
有人说这是一种民主思想，但是字面上来说，就是说老百姓比国家可贵，而国家又比君主可贵。有人甚至理解成民权高于主权。主权高于皇上。
这么理解肯定是有问题的。
天子的权力来自丘民，就是一般的老百姓，而诸侯的权力来自天子，大夫的权力来自诸侯。他实际上还是讲一级一级分封的意思。这句话倒过来讲实际上就是大夫一定要满足诸侯，诸侯满足天子，天子满足老百姓。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怎么理解呢。
按照王国维的说法，殷商时代天是鬼神。是超越的。到西周就是有真天子了。
天听字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
尚书 · 泰誓中
不过说是这么说。民心在当时没有选举制度。天子想知道也很难知道民心了。但是天子和诸侯的是很明确的。
分封这种制度。这种规则实际上是一种贵族的道德政治传统。虽然说这种比不上现代的平等自由，但是他绝不承认有至高无上的君权。也不承认君王对天底下每一个编户齐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那种权力。
2.相信性善论
另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规则一定是强调性善论的。
我们现在来看，无论是从逻辑上和实例上这个争论是不可能有答案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就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样。
在古儒中，人性善的提法是比较多的。很重要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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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共同提本位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是更多地收到亲情和伦理的制约。
所谓性善不如说是人更多愿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互惠互利。但是一旦到了陌生人社会中，这种关系没有制度约束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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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性善论，就会产生一个逻辑上的推论，势必会比较相信教化，而不是强调刑法。
人性本善，通过教育把善发扬出来，那就是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治理天下不是靠厉害：你听我的我就赏你，你不听我的我就杀你。而是靠人们处于公心。出于善心，而这个就是要靠教育。如果靠教育，那这个制度安排就需要靠伦理中心主义。
2.1.举贤良体现性善论
这个伦理中心主义的一个表现，就是非常强调荐贤。用人要用好人，善人，贤良。这个贤良靠谁判断呢，主要是靠同样是好人来推荐。因为假设这些人都是处于公心的，那么内举不并亲，外举不并仇。古代儒家是比较强调推荐的。
因此古代儒家设想的用人机制叫 乡举里选
现代民主制度有选举这个词。选举这个词在古汉语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词。
选举不是指一人一票的投票，选举是选和举，选指上面派人到下面挑人才，下面向上面推荐人才举荐人才叫举。一个自上而下，一个自下而上。但是逻辑原则是一样的，那就是第一是要以道德为标准。所谓举的是贤良。第二道德标准怎么体现呢，就是要靠你身边的熟人圈子甚至亲人圈子。所谓的乡举里选就是王派人到乡里基层做调查，然后村里头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老就会说，某甲不错，他孝敬父母。跟邻里之间关系处的很好，愿意为大家做事，大家都说这个人不错，于是就举而上之。包括孔子举荐的鲁人从君战也是一样。举而上之，皇上就回去用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好人，而且得到小共同体的推荐的。
像这样的制度安排。很明显是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才能使用。你说推荐之有没有很多问题呢，其实现在都知道推荐制其实往往在一个大范围是很难操作的，推荐上来的人容易形成小圈子。容易拉帮结派。可是在那个时代，整个社会治理都是在小共同体为核心的。这种问题其实是不太突出的。而且这种小共同体的治理的确是以所谓的伦理道德这些东西为核心。
但是到了后来就不一样了，所以乡举里选这个词，作为一种儒家表述影响后世长达几千年。但是这种规则早就已经不存在了。而为相反的一种东西所取代。
隋唐之后发明了一个很重要的 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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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
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
其中第一个重要的考试是在省里举行的，但是名字叫乡试，不叫省试，乡试也不在乡里举行。乡试考中的会获得一个身份叫举人。乡试考中了叫中举了。所谓的举人。就是荐举的意思，就是得到了乡里人的推荐。在过去，中了举很多人会向你写贺信，贺信一般来讲要求文绉绉的， 比较将就一种文雅的表达，他不会说恭喜你得了举人。最常用的套路会说你是 得荐乡书。荣高乡荐。意思是恭喜你受到乡亲们的推荐。
总而言之，所谓乡试产生举人，最早的含义就是你得到了乡亲们的推荐。但是我们知道乡试不在乡里举行，而且他的本质也不是推荐。而是考试。何况，科举考试到底靠的什么。过去说中了举人。举人这个词说出来太白了没文化，有文化的人称你不会称举人，会称你为孝廉。因为汉代的举人就叫举孝廉。了举孝廉以外，有一些别的名目，什么举贤良方正，还有至孝，有道。不管是至孝、有道、贤良、方正、孝廉、都是一种道德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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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廉，即孝子廉吏。
举孝察廉原为察举二科。
在两汉通常的情况下，孝廉则往往连称而混为同一科。
举孝廉为官吏晋升的正途，
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也就是说，推举人的标准是道德标准。道德标准是通过乡里乡亲的推荐来实现的。但是实际上科举考试和这三条原则都是违背的。第一他不是在小共同体内的。他是全国的范围内的。换句话来说，科举就是皇上直接挑选那些作为个人的考生，每一个考生都是以个人身份接受朝廷的挑选，他既不是代表家族，也不是代表社区，他们完全是原子化的个人接受国家的挑选，而且这种挑选也不是推荐，就是考试，而且通过科举考试能够考的出来的实际上是你的智力，而不是你的道德。
我们知道科举考试很多人对他有一个批评，说它考的都是没用的东西。就死背经文。可是科举考试原来是希望考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在隋唐的科举中，策论的占比是很大的。所谓策论就是做一篇与现实有关的论文。而且策论的出题往往是和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有关的，比如说外患很严重。出题就让你讲讲怎么抵抗夷狄。腐败很严重，就出题让你做一篇论文讲你怎么整顿吏治。但是后来统治者就发现这样不行，因为只要是这种性质的策论，是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那么如果没有标准答案，那么考官的主管选择性就比较强。如果考官是个左派，他就喜欢左派考生，是个右派就喜欢右派考生。这样就会容易形成一些拉帮结派。这是皇上最不喜欢的。因此皇上喜欢的考生必须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答案。既然是有标准答案的，那就不可能是当时人们争论的问题，于是就越来越变成从经典里头去选题了。但是通过选出来古籍里的题就说考试是死记硬背的显然也是不对的。因为科举考试越发展到后来他的智力水平就越高。尤其是发展到明清时代以八股文出题的时候。那个八股文是非常难做的。因为他有非常固定的格律，一篇好的八股文基本整篇都是用对仗的词句拼成的。基本上没有很高的智力水平是做不了这种文字游戏的。那么这种科举考试显然就说考一种智力测验，从智力测验这个角度讲，他是非常成功的一种制度设计。但是他和道德是一点关系没有的。
我们都知道一个名言，就说唐太宗有一次去科场视察，看到很多人都在认真做卷子。他很高兴，就说了一番话。
“天下英雄吾彀中” 唐旌言 · 卷一
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他用英雄称这些考生。我们知道古汉语中的英雄，这个词在道德上是中性的，甚至说是带有贬义的。杨雄在他那本像字典一样的方言中就明确讲，什么叫做英雄呢，那就是多智为英，大胆为雄。英就是聪明人，雄就是大胆的人。按定义看，又大胆又聪明这种人往往都是枭雄。古汉语中英雄的字义是类似于枭雄的，他讲的绝不是善人。讲的绝不是贤良。曹操煮酒论英雄，说天下英雄就我们两个。指的就是我们两个野心家。是雄才大略的。绝不是讲我们两个是善人，孝子。和这个是完全无关的。换句话来说，所谓科举考试就是要挑那些聪明人，当然大胆不大胆大概也考不出来，聪明不聪明是可以考出来的。至于你的道德如何，唐太宗其实也没有把这个放在眼里。他挑的就说聪明人。国家就是通过这个东西来控制智力资源，而且控制智力资源是越过小共同体的，是国家对这个智力资源进行垄断。垄断的办法就是考试。
因此我们可以说，科举制度后来的这三个原则，都和原来儒家的相反是截然相反的，他体现的不是小共同体本位，而是大共同体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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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共同体本位：教化论、伦理中心主义、荐贤制
大共同体本位：法天下、智力中心主义、考试制
而且后来骂科举的人，都举出一点，就是科举会败坏乡里关系的。因为他参加考试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都有竞争关系，现在来看就是容易内卷，而且竞争时候，我们在一个班里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真正敌人其实在全省，身边的人不会影响自己的排名。但是实际上做的时候呢，总有一些同学会说自己啥也听不懂，作业也没写，其实自己偷偷学了好多。那点小心思说白了就说迷惑同学。
他们认为九品中正制那就要比科举制度要更考虑这些乡里关系，因为九品中正制是推荐制。第二就说他也不是在乡里，而是在省里，第三就说他不是推荐，而是考试。但是为什么他用的词又是来自上古的呢。
乡试的乡，举人的举，用的都是上古儒家的概念，尽管乡试不在乡里，举人也不是荐举。这就说明后来儒家讲的这些词句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实际上的规则已经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了。这个事情是理解后来制度和原始儒家主张关系的非常重要的点。
3.权责对应
小共同体本位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再这样了，过去是一个熟人或者亲人的小圈子社会，在这个小圈子里用一些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原则就能维持在一起。但是现在的社会是陌生人之间的社会，我们要与陌生人之间发生联系，那就需要一些制度安排来维持。相反，熟人社会其实不需要什么制度设计去支持，在家里是不需要什么民主制度来分割父亲的权力的。不过至于今天的现代公民社会来讲，是小共同体时代的社会精神与今天更相似，还是以后的秦制与现在更相似，我觉得可能前者还更多一些。主要原因是当时社会的这一样特点：权责对应 。
在周制的社会下，只要共同体足够小，则血缘亲情是可以保证权责对应的。不太需要特设制度的约束。那么在亲情不足够的情况下，比如说在熟人社会中，只有信息对称，人们也可以做出反馈。也就是说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
这两者就形成了一种父权与负责的统一体。君臣在周制时代指的是主人和附庸。上古时代的君臣关系可以用在任何的主人和附庸直接的关系上。父子之间权责对应，君臣之间权责对应，这就是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些人解释为君要像个君，臣才能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所谓君要像个君父要像个父就是指你要爱护臣子。
君不君则臣不臣 ， 父不父则子不子 ， 父慈子孝， 兑良、 弟悌， 夫义， 妇听， 长惠， 幼顺， 君仁， 臣忠。 《 礼记 》
但是实际上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是有约束的。
所以原始儒家显然是没有自由平等这种观念的。他是讲君权讲父权的，但是这种君权不是我们秦制下的绝对专制。而且从上面的描述还可以推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类的说法。在早期儒家的每一部经典中都是强调的权责对应。
3.1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
父母是没的选择的，父母对我不好我没什么办法。但是领导是可以选择的，儒家也发表过对我不好，我也不对他好的言论：
闻铢一夫纣矣 ， 未闻拭其君 孟子 · 梁惠王下
意思是暴君就是可以推翻的。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尚书
在古代王、后是同义的，其实英文也是这样的。King和Queen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是性别区别。汉语也是这样，很晚之后才发展成只是国王的配偶不是国王本身。夏后氏指的不是指的不是夏朝的王后，指的是夏朝的王。夏后氏指的就是夏禹。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意思是如果你爱护我，你就是我的王，如果你迫害我，你就是我的仇人。没有所谓的你杀我全家我还得忠于你。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 · 离萎上
也就是假如说君不君，那臣是可以不臣的，而且你君不君，大家也不会把你当君来对待。那你就是一夫纣。就是所谓的独夫。这个也是所谓的
良禽择木而栖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儒家没有什么关于制度安排的这种概念。但是通常讲，在亲人层面他是靠亲情来维持权责对应。在熟人层面他是靠所谓的良禽择木而栖，或者说叫
]革命，什么是革命呢，那就是换主人。
所以儒家的逻辑讲清楚一点就是要有一个好的主人。这个好的主人是怎么产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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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治国逻辑：家靠亲情，国靠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