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未有之变
近代历史中，李鸿章，张之洞都讲过，近代中国面临着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这句话说了三千年内是一个稳定的时期，三千年前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按照儒家来说，那个时期应该指从三代到秦以后的变化，周秦之变。大家都知道那个时期百家争鸣，出现的思想的各个流派。现代思想也是当时打下的基础。
三千年之变时期的讨论
中国变化最剧烈的时代曾经是出现过争论。王国维先生看到殷墟甲骨文之后有一个评价：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王国维
这种评价和当时刚出土了殷墟甲骨相关，甲骨文记载殷人是一个非常重鬼神的时代，到了西周，祖先崇拜代替了鬼神崇拜，现在还有人类比西方，认为像蛮族征服了罗马一样。有人认为他们是两种文明，两种民族。有些人认为殷是奴隶社会，周是封建社会。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逐渐发掘了周原遗址，周原考古发现的时期是先周，作为诸侯国的周，周朝之前，周灭商之前的。那是周还是殷的方国，周原考古出土了大量的甲骨和礼器，这些东西和殷商没什么区别。这也证明了殷商与周没那么大区别，而且是同一批人。
在此之后，三千年前之变又指回了周秦之变。
关于周秦之变的评价
谭嗣同认为：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二周交相资。”
仁学 · 二十九
他说三代的文明到秦就变成强盗政治了，学问也成了旬学，或者乡愿之学。所谓乡愿，在孟子中是儒家最讨厌的一类人。所谓乡愿，就是御用文人，趋炎附势，上面喜欢什么他说什么。荀子就是开创了一个乡愿的时代，旬学是一个从儒到法第一个过度人物。以后就成了强盗和乡愿互相生存。他认为威胁儒家的是秦政。
康有为则说：
自秦、汉已废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刑讯到案，则亲王宰相与民同罪。租税至薄，乃至取民十分之一，贵贱同之。
康有为
他认为，秦汉之后人平等了。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有点人认为布衣而为卿相是代表布衣的卿相，但是布衣当卿相代表的是皇帝的意志，布衣卿相对布衣，完全可以比贵族更凶恶。
其余一切皆听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法国大革命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
康有为
他认为周秦之变完成了法国大革命的任务。
秦制是平等的么
康有为和谭嗣同差距在事实判断上，同样的事实判断还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反对西方的自由平等，毛泽东不认为秦制是自由平等，他与谭嗣同认为都是专制蛮横，但是他对专制给予肯定评价，他认为秦好就好在能坚决镇压反革命，当代比秦好就好在完全镇压反革命，秦焚书坑儒做的还不够彻底，就杀了四百多人，我们一个镇反坑了几十万。毛泽东与谭嗣同都认为秦制是强权与暴力。
价值判断先不提，就这种事实判断，一种认为是平等，一种认为是强权。
编户齐民是汉代政府实行的户籍制度，规定凡政府控制的户口都必须按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项目一一载入户籍，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为“编户齐民”。
这两样东西是两回事么？首先我们知道西周肯定是不平等的，等级社会是没有平等可言的，人有尊有卑。那么秦制扫平的秦制，很大程度上是扫平了贵族。使大家变成了皇帝下面的编户齐民。而且秦制用来管老百姓的那些人和周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周制基本上是贵族政治，天下有很多很多主人，当然主人本身也是分等级的。每个主人都有自己的一些附庸。秦制扫平了这些主人，整个天下只有了秦始皇一个主人，这么来看的确很平等，所有人都是秦始皇一个人的附庸。
在生活水平上来看，大家肯定是不一样的，谁都知道公务员的生活水平要好很多，县太爷跟农民过的不是一种日子，宰相就更不用多说了。我们也知道古代诗人都很乐意做官，做不了官还哭着闹着写诗词发泄情绪。做到宰相的话就更不用多说了。还有像杨贵妃，得宠的时候锦衣玉食，这种生活老百姓怎么能相比呢。
但是对于皇帝的视角来看，的确是平等的。一个宰相和一个乞丐，都是皇上要杀都可以杀的人。在西周贵族时代就不一样。杨贵妃得宠的时候过的很好，不得宠的时候也草芥不如。从这一点来讲，确实很平等。
这种平等到底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
封建制首先从现在来看确实很不平的，人与人之间存在等级。附庸是收到主人约束，依附于主人的。主人是高贵的。附庸是低贱的。
那么到秦制呢
秦制条件下只有皇上一个主人。其他的人都是他的附庸；周制下很多的主人，每个主人都各有一些附庸。
这两者有非常大的不同。秦制下的附庸，因为都是主人的附庸，就会受到一样的待遇么。当然不会。其实他们的待遇很不一样的，即便不一样他们也不是主人。我们知道以前我们都害怕县太爷，是因为我们都是县太爷的家奴么。如果不是皇帝给他的职务，县太爷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县太爷一旦调走了，他也不可能把我们也调走，县太爷不可能把我们卖了，也不可能把我们买回来。我们不是县太爷的人，恰恰相反，我们和县太爷都是皇上的人。
就平等一说，当时生活，布衣生活和县太爷的生活，以及宰相的生活肯定是不一样的。要说平等，宰相和布衣在皇上面前确实是平等的，都有平等被杀的权力。皇上也可以一句话就让宰相变为布衣。这种平等怎么看就另一说了。
但是周制下，主人和附庸的交往半径是很小的。基本上是熟人社会或亲人社会，周制的封建制带有很浓郁的血缘色彩。即使不是完全的血缘关系，主人和附庸还是有直接的人际交往。这种长期的人际交往，互相都见得到面。后面会详细讲到一种现象，主人和附庸其实相当于父和子，主人与附庸是有人际交往的。
我们知道经济学里，为什么货币驱逐良币在广泛的经济社会中并不符合这种规律。一个是交易不强制，一个是我们真实社会的多轮博弈，人要在社会中呆至少七十年。我们能骗一两次，骗一两年，骗七十年还不被发现是很难的。
但是秦制下，只有一个皇上，有几个人能见得到皇上呢。这是一种陌生人的社会。就像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的一句话叫：
上面本意是好的, 都是下面的人执行歪了
一般来讲这种想法好但是做不成的现象一般叫阳痿。
古代典型的案例是元末动乱时有句民谣：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也就是说，在周制下主人和附庸有一种熟人社会和乃至亲人社会的情感联系。这也就是儒家强调的伦理原则在那样的背景下是试用的。
陌生人社会构成的秦制下，皇上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附庸，但是这些人是互相不认识的，他实际上也没有办法管理这些人。他只能用受宠的奴才去管理不受宠的奴才。这与周制主人管奴才有很大区别。
受宠的奴才对不受宠的奴才往往比主人更凶，这是一个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逻辑上都讲得通的道理
奴才的所有权属于主人，对主人当牛做马。牛马都是主人的私有产权。主人是有对奴才生杀的权利的。但是主人不会没事杀自己的牛马。可是对受宠的奴才而言，不受宠的奴才不是他的东西，他不会当作自己的资源来爱惜。他管理的不是他的附庸，而是和他一样皇上的附庸，这些人的死活只和皇上有关，和他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只追求讨好皇上就行了，只要能够讨好皇上，这些不受宠的附庸处在什么生活状态他是无所谓的。而且由于身份平等，他们还是一种竞争关系。只要能够讨好皇上，什么事都做得出。在这种制度下，皇上不希望自己受宠的奴才和不受宠的奴才形成依附关系，也就是皇上并不希望，社会中存在他和公务员以外的任何社会中其他的组织形式，因此往往流动性是很大的。我们知道现在不用说结社结党，公司太大也会被政府盯上，认为是政府的一种威胁，在校园里，任何非官方的社团党委也是非常警觉的。在古时也有流官与土官一说。也是避免奴才与县太爷产生关系。
中国古代明清时期对封建制和官僚制的最简单一种说法，就是“流官”和“土官”，土司就是封建制就是不变的，县太爷是每三五年就换一次的。既然是会短期换的，他也不会把当地百姓的生活当一回事。流官的短期行为是历代人都曾经提到的弊病。但是如果是个领主，当然就要有长远打算，不是刮了地皮就要走人的。这块地方不但是你的，而且世世代代都是你的。包括这里的人也是，所有当然要考虑细水长流。
“流官”是相对于“土官”而言的官员。
“土官”是封建王朝封赐的独霸一方能世袭的官员或统治者。
而“流官”则指明、清在四川、云南、广西等省份少数民族集居地区所置地方官。有一定任期的官员，期满会调任。
所以
周制下人是有尊卑的，没有平等而言。
秦制是使人平等了，但是是平等的尊贵还是平等的卑贱呢。
秦制不会使人都尊贵了，
秦制是使人都卑贱了。也就是说他消灭了贵族。
所有人都是皇上的编户齐民。
周时代的尊卑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在一个熟人社会，乃至亲人社会的一种情感原则、伦理原则的范畴内。
秦制没有了周制的伦理原则。在秦制条件下，受宠的附庸治理不受宠的附庸比主人治理附庸更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