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

法家上台以后，当然实行的就是前面讲的和儒家相反的，法先王变成法后王，把王道变成了霸道，把所谓的亲亲爱私，变成了所谓的贵贵尊官。前面讲到孟子有个理想，就是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但是后来的法家对这一点也是骂的很厉害的。他们的说法是：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商鞅《商君书 · 开塞》

说每个人都听爹的，谁听皇上的。每个人都听爹的。那不是爹和爹有矛盾，不就乱起来了，所以只能听皇上的，不能听爹的。

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商鞅《商君书 · 开塞》

上古之事是亲亲爱私的，但是到了现在，要尊重那些政治地位高的人。谁官大，我就拜谁。如果我的官比爹大。那爹就得拜我，至于他是不是我爹，这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谁官大。那么还有德治与邢治，理智与法制，教化与赏罚等等。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当然儒家就觉得礼崩乐坏，痛心疾首了。但是这一套当时实际上已经成了潮流。儒家是无可奈何的。

那么法家到底鼓吹一些什么呢，这些东西和当时的社会规则，或者社会制度，社会现实又有什么关系呢。

1.性恶论

我们知道儒家的性善论是建立在血缘宗族的天然亲情基础上的。那么否定宗族的法家，因而也就建立了极端的性恶论。为了否定人各亲其亲的学说，法家讲的性恶论其实是特指小共同体内的这个性恶。这一点应该说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史上是非常之突出的。

1.1.西方也有性恶论

有些人说：西方文明中只有性恶论，没有性善论。这个说法不对。为自由民主辩护的人中，既有性善，也有性恶。我们知道霍布斯是典型的性恶论者，但是反驳霍布斯的洛克，就是性善论者，而且后来的尼布尔曾经有过一番很有名的话，他说：

民主是必要的，因为人性中又邪恶的一面，但是民主又是可能的，因为人性中有善良的一面，实际上就是说人有作恶的可能，所以权力一定要限制，所以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但是如果人只是作恶，你限制权力也是限制不了的，假如人各个都是要作恶的，那你限制权力也是没法成功的，因为你限制权力就要有些规则，如果老百姓本身就是些只顾自己作恶，不管公共大事，那你要限制他也限制不了。

所谓民主制还要求公民履行一些公共的义务，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所以他认为人有邪恶的一面，所以民主只是必须的，很多东西是必须的，但是你不一定就是必成的。但是他说人性又有善良的一面，所以民主是可行的。即使西方思想史中，一些极端的性恶论者，他们也没有把性恶讲到韩非那种程度。

霍布斯应该算是最典型的性恶论者。他说：

人对于人是狼。

萨特讲：

他人就是地狱。

第一其实他们在事实判断上，他们讲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哪个人明确的讲。即使在至亲骨肉中，人对于人也是狼，妻子对丈夫是狼，儿子对于父亲是狼，连霍布斯也没有这样讲过。当然在母爱是不是无私的这一点上。霍布斯曾经跟人有过一个讨论。霍布斯的性恶论发展到一个极点的时候，他认为母爱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大致上意思是父母爱子女是希望子女以后赡养他们。但是实际上这个辩论，霍布斯本身是有点理不直，气不壮的，最后他也说这个事情是值得讨论的。

第二，霍布斯讲人对于人是狼的时候，他只是在表述一种事实判断。他并没有说人对于人是狼，更为可取，他更没有说人对于人应该是狼，如果他不是狼，我们也要把他变成狼。他没有这样的价值取向。他只是说人对于人是狼，这是一个事实。

1.2.更极端的性恶论

可是在这两点上，中国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都比他们极端的多。韩非讲的性恶论，就是针对小共同体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即使在至亲骨肉之间，也是人对于人是狼的。他说你作为君主， 你不能相信任何人 ，包括你的老婆，孩子，包括你的至亲骨肉，他说：

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由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韩非子 · 备内第十七》

老婆孩子你都不能相信

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韩非子 · 外储说左上》

儿子和父亲算是至亲了，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是互相算计的，都不会为对方考虑的。

古代的思想家，最有趣的一点就是，他们通常都不是仅仅做理论说教，他们把他们的主张，把他们的价值取向，把他们的观点，往往都用一个一个的故事来表达出来。

韩非这个人应该说也是很会讲故事的。整个韩非子这本书本身就是写给皇上看的，不是写给老百姓看的。所以他讲的故事都是以皇上为中心的故事。

他就说，你这个皇上，你是会爱别人，比如你会宠爱某一个妃子，那么是不是你最宠爱的妃子，他就一定也会爱你呢，那就不然。比如你宠某一个妃子，你把这个妃子给他很高的地位。把她立为后，把她的儿子立为太子，你以为这个妃子就会真正的为你好吗。这个妃子没准就是最希望你赶快死掉的一个。为什么呢，他说很简单。这个说法后来很多人有从别的途径来加以引用。说男人到了50岁以上还是有性功能的，但是女人30岁以上就不漂亮了。所以作为妃子，他肯定是希望在她还漂亮的时候，就把她想得到的尽量的到手，然后你就赶快死掉。因为否则的话，你就会去宠别人，那她得到的就会有危险，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最宠爱的妃子就一定是爱你的，没准她是最希望你死掉的一个。

他说儿子也一样。你在一大堆儿子中间你特别宠爱某一个，把他提为太子，那这个儿子就会爱你么。也不是，正是这个儿子可能最希望你快点死的一个。因为他就想着要你早点继位，如果你不死，将来就有可能立另外的人。所以对于他来讲，他很可能就是希望你快死的。

2.法家对性恶论的对策

所以连老婆孩子都是这样的，那其他的人还靠得住吗，当然是靠不住的，所以他就说一个英明的君主，你不要相信任何人会爱戴你，你要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只爱自己的。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还会为你效劳呢，那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你的赏赐。他们希望你给他们高官厚禄。为什么这些人不敢反叛你呢，那是因为这些人怕你杀他的头。所以，作为君主，不要相信什么仁义道德，也不要相信什么教化，你只要掌握两条，就是 赏和罚 。只要你罚的狠，就没有人敢反对你，只要你重赏之下，那就会有人为你效劳。这个大臣为你效劳是为什么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儒家和法家都共同看到了一点。

臣之于君，无骨肉之亲也

这句话韩非说过，子思也说过。

郭店楚简中有一段话也是这样讲的。前面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关系应该父子关系一样，可是这里讲的只是，应该像，他并不是说事实上就像。其实君臣关系事实上是不同于父子关系的。这一点儒家和法家两家都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不同呢，那就是无骨肉之亲也。君之于臣，并不是真正的亲人。那么因此就应该像。君臣关系应该像父子一样。但是可能不是的。那么如果不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儒家和法家的立场就不同了。

儒家：君臣应该像父子

法家：君臣不应该像父子

儒家认为，君臣应该像父子，如果君不君，那么臣就可以不臣。潜在的意思是，暴君是可以推翻的。

可是法家的观点就恰恰相反，法家的观点是既然是这样，那么君臣关系就不应该像父子关系一样，强调权利与责任的对应。也就是说， 君无论对臣怎么不仁，臣都是必须无条件听从的 。这里面没有什么反馈不反馈的，权责是绝对不要对应的。

执政观点最经典的一个故事，是雍正皇帝。每年按照旧时宫中的礼节，每年到农历元旦，就是今天的春节，古代讲大年初一从来就没有春节这个说法的，有的时候古文中偶尔出现春节，指的也不是大年初一，指的是立春，那么所谓元旦，指的是立春，旦就是地平线上的一个太阳，就是早上，元旦就是第一个早上，当然指的就是大年初一。每年到元旦，比较亲近的大臣要向君主呈贺表，就是一个贺年卡，上面写一些助词，那么这些助词基本上都是拍马屁的话。那么有一次就有一个给雍正呈了一个贺表，里头讲的大概就是：君恩深厚，臣虽死不能报万一诸如此类的话，就说你对我的恩太大了，我怎么报也报不完。这本来是拍马屁的话，但是雍正看了以后勃然大怒。他批了几个字叫做：

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

他的意思是，你本来就应该无条件忠于我的，你还讲什么我对你有恩你才忠于我，这不是反动言论吗，我就是杀了你全家你还得忠于我。我可以对你刻薄寡恩，你是不能对我什么的。

2.1.法

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韩非就说，大臣他之所以不敢造反，就是怕你杀他，他为什么会为你效劳呢，就是因为他希图得到高官厚禄。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比如现在我们在社会上，看到一个长工为主人打工，他干活非常卖力，为什么呢，他不是爱他的主人，而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工资。这句话后来被一些经济学家还加以引用来证明所谓中国人的经济理性这个说法。可能我们知道，在经济理性这个问题上，有所谓的经济人类学之争。像马克思韦伯，他就认为追求盈利的最大化，而不是追求闲暇的最大化，是新教伦理的一个特征。因为新教伦理它追求利润，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而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它没有一个够的。如果你追求利润，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只是为了消费，那当然就会有够的时候。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德国东部的，现在属于波兰，那时候是德属波兰。说德属波兰有很多农场。农场主都是德国人，信新教的，农民都是波兰人，是信天主教的，那么在农忙季节，这些德国农场主为了鼓励大家多干活，就把那个计件工资给提高了一倍。比方说如果原来收割一亩，给你五个马克。现在我就要给你十个马克，就让大家多干活。刺激大家的积极性。可是他没有想到。实行这个制度以后，波兰的农工反而干的更少了。为什么呢。因为波兰农工想的不是我要挣尽量多的钱，而是我要挣到够用的钱。那么挣到够用的钱，他追求的就说闲暇的最大化。也就是说，他原来养家糊口需要十个马克，那么你在五马克一亩的情况下，他就要割两亩，现在你把工资提高到了十马克一亩，那他就只能收割一亩就行了，那他就去睡觉去了。因为他追求的是闲暇的最大化。

新教伦理是马克斯提出的一种理论，他认为 “天职” 观念，即某种由上帝安排的任务，是新教的核心内容。
而且，新教在客观上证明了世俗活动具有道德意义，这导致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前芽和发展。

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说法，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新教伦理的特征，因为新教伦理，他是没有消费的限制的，他是积累得越多，越能荣耀上帝，积累是人们对上帝敬的一种天职。讲的简单一点。新教伦理是大家为积累而积累，所以积累一定是要最大化的。那么如果不是新教伦理，那么人们就可能是为消费而积累。为消费而积累，计件工资往往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其实韦伯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是不太能成立的。但是有些人就引用韩非的这个话说，你看中国的这些人是有新教伦理的。比如韩非这个话的意思显然是指的是主人用高工资可以使大家干活干的更猛。但是我觉得我们不用去扯什么新教伦理。至少韩非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认为大臣对君主是没有任何感情的，他为你干活就是为了得到高官厚禄，他不敢反抗你，就说怕你杀他的头。韩非又说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你的统治才是有希望的。正是因为人性有这些弱点，人又爱钱，又怕死，所以你能够操纵他，你罚他，他怕死，他就不敢反对你。你赏他，他就可以为你做任何事，他说关于仁义道德什么这些，都是不行的，都是靠不住的，总结来看，这些并不是韩非原话，是我的理解。一个伟大的君主，你不能指望别人爱戴你，但是你可以指望别人害怕你。如果别人不怕你了，那就麻烦了，所以韩非讲，他说既然连父子，夫妻之间都不可信，一般人中间的仁义忠信，就更不足事了。

在法家看来，唯一可信的就是法。

法，就是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

需要强调的是，法家讲的法。甚至包括所谓的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和我们今天讲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完全不一样的。

2.2.术

一个是术，所谓术指的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权臣的权术，或者叫人君南面之术。

古帝王以坐北朝南为尊，
古人南面称王也。
所谓 “人君南面术”，即为治国之道、帝王学、统御天下之术。

一个聪明的皇帝，就说不能过分的相信一个大臣，一定要让这些大臣中互相制衡。所以这里我就想起来。1990年有一位学者。因为前一年出了一些事情，于是他就写，批判西方的三权分立，说这个三权分立没什么了不起。根本就不稀罕，中国传统时代对权力制衡，讲的比他们还要多。中国的皇帝恨不得十权分立。中国的皇帝，从来不会相信哪一个权臣的。他一定要把这个权力分割。让大家相互制衡。比如说君权，用兵的权力。肯定是谁能带兵打仗，谁能调兵遣将，肯定是不同的人。包括在司法上也是一样。事实上未来的皇帝也都很会搞分权制衡。我们熟知的嘉靖，慈禧，都是玩权衡的大师。中国的皇帝，由于他不相信任何人，所以他对权臣的出现，是非常之害怕的，那么通过所谓的分权制衡来驾驭权臣，这个的确法家很重要的一个权术。所不同的是，近代宪政讲的分权制衡，是为了捍卫民权，或者捍卫人权，来限制君权。而法家讲的分权制衡。是为了保障君权。来限制民权。法家不仅要在大臣中搞分而治之，在老百姓中也要搞分而治之的。法家经常，他们希望就是做到，让这个天下的这些人，甲要反对乙，乙要反对丙，丙要反对顶，丁又反对甲，然后我在上面操纵所有的这一切。就是凌驾于所有的这之上。让你们互相狗咬狗。

2.3.势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势，什么叫势呢，就是通过严刑峻法，形成的一种政治高压，使每一个人都感到诚惶诚恐的状态。

他说只有这三样的东西，才是管用的。

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
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权臣的权术
势：通过严刑峻法形成的一种政治高压

3.不仅人是性恶的，更要求必须性恶

既然这三样东西才是管用的，这就要求人们 不仅事实上是性恶的，而且是应该性恶的，否则就不利于君主的专制 。因此你就会发现，法家他主张，扬忠抑孝，大义灭亲。就是主张大家都是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甚至为了皇上可以检举爹，鉴举妈，可以互相告状。但是大义灭亲就是为了义。而法家自己基于性恶论，又不相信人们是为了义的。因此这就变成是，所谓的大义灭亲到了最后其实都设计成了 大利灭亲 ，就是我用威胁利诱来让大家六亲不认，为了皇上服务。那么既然是这样，那就要充分把大家的人性中恶的一面充分调动起来。所以，法家和儒家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其实还不是人性事实上是善还是恶的问题，而是人性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 。比如说儒家经常讲，善良有助于治理。说治理天下最佳的状态，是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说那个官员如果不爱钱，又不怕死。这个国家就能治理的好了。但是韩非讲过一句相反的话，他说皇上治理得好，就是需要臣下既爱钱又怕死，既怕罚又图赏。他说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竟然不图富贵又不怕杀头，那么这个人是皇上最危险的敌人。这个人就是有造反的嫌疑的。

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者也。《韩非子》

就是说如果一个大臣，他即不怕你杀头，又不图你重赏，你罚也禁不住他，你赏也利用不了他。那这样的人你要他干嘛呢。这样的人你还不赶快把他杀了么。这样的人有一个两个你拿来做样子兴许还可以，多了的话对你就构成危险。

因此法家他其实是鼓励性恶的，他不仅在事实判断上主张性恶论，在价值判断上，他也是主张性恶论的。这一点。是他超过霍布斯这些人的地方。

4.性恶论的后果

其实法家和儒家都意识到 “君臣关系” 不等于 “父子关系” 。儒家认为君臣关系应该发展得像父子关系那样和谐，但是实际上也不是必然的，因为“臣之于君，非有骨肉之亲也“。这句话子思和韩非子都说过。子思的意思是：人正因为不是骨肉之亲，所以臣对于君是可以选择的。用他的话讲叫，朋友其择也。也就是说。如果你像父亲那样待我。那我当然就像儿子那样忠于你。如果你不像父亲那样待我，我就另外换一个。朋友其择：那是可以选择的。而韩非对这个问题的讲法是。

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韩非子》

势，就说高压之下的恐惧。他主张宣传恐惧，臣之所以服从君是因为他怕你，不是因为他爱你。他凭什么爱你，你跟她有没有骨肉至亲。他为你效劳是为了得到高官厚禄。他不敢反对你，是因为怕你。

法家思想的一个核心就是不要指望人们爱戴他。他说，很多人会说我爱你，我拥护你，我忠于你。这都是不可靠的。刁民都是恶的，你要比他们更恶。你作恶这并不影响你的统治，然而如果这些人不怕你了，那么就影响你的统治了。

4.1.一切美德为政治让路

那么这就导致一个后果。这个后果，后来斯大林把这句话讲的更透彻。因为苏联巨变以后，开放了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

孔策沃别墅建于上世纪 30 年代初，
总面积 1000 平方木，位于莫斯科西郊，
距克里姆林宫大约 12 分钟车程，
周围是茂密森林。
斯大林时代，一直是斯大林的私人别墅。

孔策沃别墅里头有很多斯大林的藏书。那些藏书上有一些眉批。就是斯大林自己写的，之前是别人看不到的。后来苏联巨变有些学者就可以去查阅斯大林的个人图书馆。他就在一本书里头发现两段很有趣的眉批。一段眉批就说

“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

“一，懦弱；二，懒惰；三，愚蠢。除以上三者以外一切皆美能。” 一斯大林

作为一个统治者，一你不能懦弱，要心狠手辣，第二你不能愚蠢，被臣下愚弄了，你一定要愚弄臣下。第三你不能太懒惰，什么事情都让臣下做，你不理政，那就容易被架空。那么除了这三者以外，其他的一切都是美德。实际上意思是你怎么杀人如麻，怎么心狠手辣这都是美德。

实际上斯大林是没有读过韩非子了。但是我觉得这些极权主义者。他们的逻辑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其实不相信自己的臣民会为忠诚此类的概念来效忠于你，他只相信可以用高官厚禄让你来效忠。而且用哪个严刑峻法来阻止你背叛。因此我前面已经讲过这句话。说是如果你既不图富贵，又不怕杀头。像儒家鼓吹的什么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儒家说这样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韩非说如果是这样那天下还不大乱么。所以就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这种体制，其实是鼓励人们既怕死又爱钱的。

清官

这就导致一个有趣的结果，这种体制，希望不希望有清官呢。这种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清官，在这种体制下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这种类型的清官其实也是很少的。最有名的代表当然是海瑞了。海瑞这个人的确是比较特殊。他骂皇帝的时候把棺材都准备好了，本人也很清贫，不贪财，不怕死。他说嘉靖嘉靖，家家户户干干净净。结果嘉靖读到这里勃然大怒。嘉靖其实当时就要杀了他，但是下面的人说，你杀了他正好成全了他。而且这种人对嘉靖来说，没见过，就像大熊猫一样，嘉靖对权利控制力度极大，他有自信朝廷上这种人只有海瑞一个。嘉靖也是把他打入死牢。准备杀他，后来嘉靖正好突然暴病而死。刚好嘉靖的儿子隆庆上台，一般上台会大赦天下，海瑞这个人在民间声望也很高，所以就放了她并表扬海瑞。但是你说隆庆真喜欢海瑞吗。海瑞放出来以后，他还给他升了一官。原来海瑞是一个非常有实权的。他是应天巡抚。管辖今天的江苏。相当于江苏省委书记。那是中国当时最富于的一个省份。他在这个省份当封疆大吏。放出来之后提拔他为吏部尚书。听起来权利更大了。吏部尚书是管组织人事的。相当于中组部长。但是不是北京的吏部尚书，而是南京的吏部尚书。

南京的吏部尚书是因为当年朱元璋只打了一半就立国了。后来朱棣自己在北边篡权又不好意思，自己篡权是为了抵抗少数民族，但是吧他还不希望别的王爷学他抵抗少数民族，就自己迁到北京来搞。但是南京的政府当时也没撤销。明朝是有一套备用的政府的。南京还保留了首都地位，叫做留都。而且北京有什么中央机构，在南京同样设立了一套。但是北京的六部，北京的督察员真正掌握权利，南京的机构基本都是安排老干部的，基本属于干休所性质的，级别一样，待遇一样，但是没有实质权利。

这就可以看出，隆庆虽然为海瑞平了反，而且给海瑞很高的评价，实际上他其实是很不喜欢海瑞的，而且老实说，在那个体制下是没什么人喜欢海瑞。

这个体制其实喜欢另一种清官。这种清官绝不是从道不从君，而是为了皇帝敢于得罪任何其他权贵的清官。那么这种清官，讲的简单点就是类似于《史记》中，讲的那种酷吏。就是为了皇上，可以得罪一切人，包括那些有权有势的，地方诸侯，豪强。像这样的清官皇上是喜欢的。当然这个酷吏和清官概念是不一样的，酷吏只是说他能够压倒地头蛇，但是他本人贪不贪这个很难说。从史记的酷吏传中，可以看到有些酷吏是非常之贪的。既心狠手辣为皇上当鹰犬，自己又非常之贪。像这样的人，如果他为皇上当鹰犬有功，皇上对他的贪污也是能够容忍的，但是皇上最喜欢的又干活，自己的贪欲又不太大的那种人。在汉代的酷吏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张汤，郅都这一类的。这些人的特点就是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绝对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但他也的确是不是特别的贪。这样的人可以算是中国古代最标准的清官。这样的清官是的确存在的，而且朝廷也是真的要标榜的。明清时代这种形象最典型的人物是雍正王朝里的大清官田文镜。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每到一个地方当官，都把那个地方的豪强给整的服服帖帖的，而且得罪了很多权贵，但是每一次雍正都是保他过关，雍正很信赖他。但是大家知道雍正王朝这部片子之所以热播，是因为雍正是当时第三代领袖，几年后央视又推出了歌颂第四代领袖乾隆。叫天下粮仓。在天下粮仓中，也有田文镜。可是田文镜这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反面角色。这个事情也真有其事的。田文镜在雍正末年，到了他当了河南巡抚，河南那一年发生了大灾荒，但是田文镜这个人对皇帝忠心耿耿，他不愿意皇帝操心，于是他从来就是报喜不报忧，而且这个人善于放卫星。即使在河南大灾荒的年间，他仍然是要超额完成钱粮任务。于是就把河南的老百姓搞的非常惨。大灾荒的年代还要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于是大量的老百姓就逃荒。田文镜可以报喜不报忧，但是河南的饥民跑到湖广。跑到安徽，跑到周边各省。周边各省的巡抚。就纷纷向皇上打报告说皇上你去河南调查一下河南到底出了什么事，河南一下子来了好多饥民影响我们这里的维稳，导致这里很多问题。结果雍正就派人去调查，结果一调查就发现的确田文镜为了效忠皇上完全是不择手段的。对饥民是非常之苛刻的。但是雍正其实还是很喜欢田文镜的。所以他后来就下了诏书，他说田文镜还是不错的，一贯都是忠心耿耿。但是他年纪太大了，他被下面的知县所欺瞒，他应该引以为戒。也没怎么处分他。但是到了乾隆上台以后。天下粮仓讲的就是那个大饥荒年代，国家的粮仓里头明明有粮，但是田文镜就是不放粮。因为那个粮是国家的，是要来效忠皇上的。然后就有另外一个人。刘统勋刘大人起来跟田文镜叫板，说应该救老百姓。然后最后就开仓放粮了。所以叫天下粮仓。这个事情史实原本就是田文镜在河南见死不救，还横征暴敛放卫星，加剧大饥荒的行为。田文镜这个人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贪官。但他的特点就是实行雍正皇上的旨意是剑决不动摇的，而且是从来都是要超过的。但是到了乾隆上台以后。他要表示跟他父亲不一样。那么就不再提倡田文镜。然后就表彰了开仓放粮的刘统勋。可是大家现在看看清史稿。即使在民国年间修的清史稿中，田文镜的地位仍然高于刘统勋。也就是说忠于皇上还是第一位的。哪怕忠于皇上造成了赤地千里，饿殍盈野。但是只要对皇上忠心不二，皇上还是会喜欢你。

像这样的状态，的确是导致了一种中国传统时代，一种很糟糕的现象。第一就是贪污是没有办法根绝的。因为皇上本身就不喜欢那种既不怕死又不爱钱的人。第二，那个时代的贪官当然危害老百姓，但是那个时候的清官呢，其实对老百姓不见得更好。

这里要指出，文革前期，批判海瑞罢官。说清官逼贪官更坏。文革时期怕批判的清官指的是海瑞式的清官。海瑞式的清官当然不会比贪官更坏，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这种不怕死又不贪财的清官，到底存在多少不好说，而且现在我们看今天的政治环境有一个说法，这种人是不适合生存的，大家都在权利寻租，都在权利兑现，你占着位置不拉屎，你旁边的人是不愿意的。但是现在讲清官，分不太清海瑞式和田文镜式，这两者是要做区分的。如果说田文镜那样的清官对老百姓到底又多少好处当然是可以质疑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当时流行批判儒家，有人高度评价法家，说法家认为人间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权力竞争场。法家讲的生存竞争，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套东西，讲的比达尔文早多少年。达尔文讲的是自然界，他讲的是官场。当时说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我觉得叫 官场达尔文主义者 。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将达尔文进化论中 “自然选择的思想” 应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理论。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英国哲学家、作家—-赫伯特 · 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风行从19世纪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法家下面几段话在新文化运动中经常被引用。被认为是中国人很早就突破了儒家的迂腐观念。有进化论。前面我们讲儒家是退化论。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一韩非《五蠹》

谁是好人，谁有道德，我们就佩服谁，那是最古老的状态。到了中世，好人就不受推崇了，推崇的是智商高的人。今天要崇拜权利最大的人。

商君也有类似的说法：

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一商鞅《商君书 · 开塞》

上世是讲小共同体的时代，讲的是共同体内部和谐相处。到中世讲的是仁义道德，靠贤治理天下。到下世要讲治理天下，要讲权力的运用。

像这样的背景下，

君王安排吏治，他首先考虑的就不是什么如何顺天应民，实行行政正义，而是确保大权在握，居重驭轻，强干弱枝，防止权臣切饼，架空君权，致使“法术势”失灵，而危机家天下。

因此，

由性恶论，由 “权力中心主义” 而导致的 “行政安全至上”
就成为这种吏治文化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则。

从西周到秦中国的思想变迁（八）

中国人从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