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之后的儒法之争
因为，秦是把法家的这一套搞的最极端，结果他很快就二世而亡了。二世而亡以后，新建立的这些国家。比如说汉，关于汉有两个说法
汉朝的两个特点 ： 一 、 独尊儒术 二 、 汉承秦制
独尊儒术和汉承秦制之间当然有很大的张力，在以后的几千年中，虽然我们不能像毛泽东那个儒法斗争持续了两千年，但是实际上，对秦制的批判的声音一直是有的，当然你不能说我们必须反对皇上什么，这样的说法是不存在的。这种声音一般都是通过所谓的封建和郡县的说法来加以阐述的。比如说中国虽然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郡县制，但是认为郡县不如分封的言论一直都有。比如唐代的韩愈，明代的黄宗羲。
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因为日本是向中国学习的，但是日本就一直没有学秦制，一直到明治维新的时候还是诸侯林立的状态。明治维新实现了废藩制县。当时儒学传到日本以后，也是在极力的说分封有好处，帝制很糟糕，他们讲的所谓的好处其实是分封制温情脉脉的色彩保留的比较多。郡县制冷酷无情。其实我认为，郡县制不会冷酷无情，帝制才会冷酷无情。因为现在民主国家基本也是郡县制。民主国家的地方领导也源于基层民主选举，官员要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对下负责。帝制下用受宠的奴才管不受宠的奴才确实容易冷酷无情。受宠的奴才要对皇帝负责，对上负责。
1.土官vs流官
在明清之际，改土归流过程中，也有很多人谈到这个问题。明清两代对土司地区施行改土归流。土司就有点像当年的封建因为他是世世代代世守其地的，等于是一方诸侯了。改土归流就是用官僚来取代领主，一般来讲这个制度是有合理性的，因为这个巩固统一。但是在改土归流的当时很多人就指出一点，说流官制度下，官员完全对上负责，就特别容易出现酷吏。而回避轮换制的条件下，官员根本没有兔子不吃窝边食这样的考虑。就更容易滋生短期行为。因此施行改土归流的哪些地区，有一个相当严重的现象，改土归流实行以后，当地的老百姓往往觉得流官比土官比旧的领主更残暴。这些流官为了哗上取宠，为了显示政绩，以求早日升迁，经常会做出田文镜那样的事。对地方不断的尽情敲诈，满足上面的需求，而且会匿灾不报，冒歉为丰，苛征钱粮，虐民媚上，导致严重的后果。以至于明清两代在改土归流地区，往往改流不久就会发生所谓的民变。按照我们以前阶级斗争的史观，往往把它说成人民起义，现在强调国家统一，又说成是土司叛乱。其实都是反应流官比土官更残暴。这一点不仅反对改土归流的人说，清朝的档案，主张改土归流的人也这样说。
雍正年间，云南的镇沅府威远厅改流以后，形容流官
“ 急行丈田加赋 ， 山陬（cu）水湿 ，寸寸而丈量之 ” ，
“ 三月为期 ，照亩上价 ， 逾限不上 ， 入官变卖 ” 《 圣武记 · 卷七 》 魏源
说流官以来，就丈量田地，提高赋税，原来土官采用上贡，上贡其实并不是很严格。而且土官并没有说要把所有的剩余都榨干净。但是流官一来，就要求你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就要把以前没有交够的都交上来。如果你不交就没收。而且趁机勒索。
“ 暴虐夷庶 ， 踢打众民 ， 今日要草料 ， 明日要柴薪 ， 每日谢银四五钱 ” 《 圣武记 · 卷七 》 魏源
结果导致土民激发思变，拥戴原来的土司，攻破了府城。
还有普洱，据说流官一到那个地方，就搞统购统销，宣布老百姓的茶只能卖给官府，不能自由买卖，
私相买卖者罪之
而官府采取短价强卖，北京之价只得其半。再加上一旦实行流官制度，上面来的人很多，并差络绎于道，上面不断的又官员来视察。每个来的视察的都要上贡，流官都比较巴结上级，土官就不太巴结上级。因为土官他又不求升迁，他反正世世代代都在那里呆着。
” 兵差络绎于道 ， 文官责之以贡茶 ， 武官挟之以生息 ” “ 酒不待熟 ， 鸡不成蛋 ” 《 云南备征志 · 卷十七 》 王菘
把土民刮的据说是养的鸡还没下蛋就抱走了，酒还没酿成就给收走了。于是土千户就集众造反，蔓延普洱，思茅 元江等地达三年之久。
其实中国在六十年代发生了大饥荒。关于这个大饥荒的生成机制在国际上是有一些讨论的。国外学者注意到大饥荒时期的一个现象。中国当时饿死人很少的地方大部分是老解放区。或者老解放区比重比较大的省份，比如陕西，江西，黑龙江。这些地方基本没有饿死人。这几个地方当时是周边的省份往这几个地方逃难。甘肃的人跑陕西，浙江的人跑江西。浙江要比江西富得多。但是大饥荒时代江西有上百万的浙江移民流入。现在井冈山附近的三湾都看到有浙江的移民。国外的学者认为这是补偿式表中心态。老解放区的干部都是老干部，战争年代已经为革命表现过了，他们已经有资格了，他们就不用表现的那么积极。而新解放区的干部资历浅，他们战争年代没表现过，所以现在表现特别积极。
实际上呢，中国五六十年代，不管是老解放区还是新解放区都是老干部，当时战争年代表现过的，创业过的，当时各个军队的人都分红做各地的领导。
我们知道在秦制下，官员实行回避制，本地人不能在本地当官，回避制古代是越搞越严格，原来是本县人不在本地做官，到后来是本省人，到了明清两代发展到跨省当官也必须距离超过八百里。
辛亥以后中国其实是取消了回避制的，因为民主是不考虑回避制的，反而选举一般都是选本地的候选人。不会选空降来的人。
民国年间开始有本地人当本地官。49年之后，尽管在理论上共产党不讲回避制度，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所以本地老百姓信任的人还是允许的，本来老革命也是在当地闹革命的。在当地有一些声望。那他们当然还是可以继续当官。但是在新解放区，普遍都是由大军转业的干部来执政。原因可能是本地人当本地官和外地人当官不同。本地人当本地官当然有很多毛病，改革开放以前，陕西和江西这两个省的官场是最复杂的。就是因为本地人做本地官，所以拉帮结派。江西一直存在赣南帮和赣东北帮。方志敏他们赣东北帮和中央苏区出来的人人事关系比较复杂，而且这些人事关系都相当有渊源了。现在这些问题比较淡化了，老一辈人死光了，现在也开始讲回避制了。本地人当官多少有一些乡里乡亲的这些观念，不至于搞的把邻居家饿死。外地人当官，只当三年，他就想有了政绩赶紧升官，他就特别短期行为。
2.儒家比法家更法治
这就造成一个结果，最终像法家政治，的确是一方面有效果，一方面受到批评。尤其是法家制度下的司法体系。严刑峻法，是历来受到诟病的。这种制度受到诟病不在于法律规定的很严格，研究汉代法律相关，在史记和汉书中都分 循吏和酷吏。循吏带有比较多的儒家色彩，重视教化，反对严苛的法律，而酷吏就完全主张重典治国。主张严刑峻法。而且酷吏往往就是法学家。汉代的很多法律就是他们制定的。张汤，杜周这些人当时就是法律制定者。
但是有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酷吏本身制定法律，但是他们在真实的司法实践中，并不重视法律。包括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杜周说过
“ 不循三尺法 ， 专以人主意指为狱 ” 《 史记 · 酷吏列传 》
他不遵循法律条文，他是看上面的意思
所爱者 ， 挠法活之 ， 所憎者 ， 曲法诛灭之 ” 《 汉书 · 酷吏传 · 周阳由 》
张汤说过
“ 上意所欲罪 ， 予监史深祸 ； 上意所欲释 ， 与监史轻平 ” 《 史记 · 酷吏列传 》
当时有人指出他们不循三尺之法，他们说
三尺 （ 法 ） 安出哉 ， 前主所著是为律 ， 后主所疏是为令 ， 当时为是 ， 何古之法 《 汉书 · 卷 60 · 杜周传 》
实际上就是荀子讲的法后王。法律是以前的皇上定的，现在的皇上有另外的想法了，那我们就按现在的来。
儒家批判他们不讲德治。但是他们不讲德治就会讲我们现在讲的法治么。现在很多人喜欢把德治放在法治的对立面。宣传德治会影响法治。
在现代国家可能有部分这种情况。不过这些也看国家，普通法系就会专门请非法律专业人士做陪审团。法治也不是一定要违背人情。
可是在秦制下，可以说既没有法治，也没有德治。实行的其实就是权制，谁拳头大听谁的。
而且有一个现象，循吏如果到了需要走法律程序了，反而是他们比酷吏更按照法律条文办事。而不是按照上级的意志办事。因此真正尊重法律的是循吏。而不是酷吏。
在中国，不管是道德还是法治，其实都受到不受制约权力的压制，中国重要是要制约权力。抵制法家那种只媚上的人。
3.儒家并未灭绝
秦制虽然有效，但是一直为人所诟病，反对秦制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和秦制本身是一样的源远流长。
到了汉代，一方面汉代汉城秦制，一方面法家那套实在是声名狼藉。现在的话叫没有公信力。那么怎么建立一套新的说法，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这个问题是由董仲舒完成的。我们要理解董仲舒，首先不是他够不够儒家，首先是已经有个皇帝拿着刀架在他脖子上了，他也想升官发财。他也是儒生，他能怎么办。其实就是儒家套法家，文字游戏，强硬解释。其中为了给皇帝合法性。他融入了墨家的神鬼学说。孔子是非常反对讲神神鬼鬼的，但是没办法，合法性实在解释不通，只能搬来用一用。
汉初实际上统治者讲的多的是黄老之学。
道家历史据说和儒家是同时期存在的。诸子百家里。最早的就是儒家和道家。据说孔子和老子是有交往的。儒和道据说初期是关系比较好的。也没提过他们有什么矛盾。
儒家的一个特点是把周制理想化，积极的去捍卫周制。道家是主张消极的。积极消极只是行为上有为无为之分。道家是劝大家不要太积极，不要总想着做点什么。我的理解是
道家的一个特点 是否定进取之心 ， 维护以前的统治状态
老子其实也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就是
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后来的人整天强调奋发有为，雄心壮志，大国崛起，亲自指挥。本来就挺好的。
因此他实际上是消极的维护小国寡民。有现代经济学家，尤其是奥派学者和保守主义学者，借鉴西方文艺复兴的思想，说法家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小政府 大市场，消极对待社会变迁。这里面确实有相似地方，但是老子时代肯定没有大市场一说。说他是资本主义也有点牵强。
他维护的是小共同体本位的周制。儒家观点是是积极干预，道家观点是原来的社会就挺好的，干嘛要求搞雄心壮志呢。